当朱军采访这两个人的时候,不知道他心中是否也有一丝紧张?因为要采访这两个人是需要足够的准备、足够的功力和足够的勇气。他们是白岩松和杨澜,中国现任主持人最顶尖的两位。在现场的白岩松还是和电视中的他一样,依然有些忧心忡忡。说到自己夫人的时候,他透露感谢夫人的方法,就是每天晚上尽量都回家吃饭。而有着极高的知名度、幸福的家庭的杨澜却表示,如果节目收视率不高,是因为自己做得还不够好。
说“主持人”
白岩松:就是靠说话来挣工资的人
杨澜:讲故事的人
主持人:见到你们二位,我想,首先应该问一个多多少少深刻一点的话题。用一句话来形容主持人这个行业,谁先来?
杨澜:这个好像涵盖着很大的一个方面,主持人这个行业,岩松你先来吧。(大笑)
白岩松:所以主持人跟主持人之间做节目是最困难的。你不知道她何时会把话头给你甩出来。朱军,我不知道杨澜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,我一进来的时候,马上看“艺术人生”这四个字,我一直在琢磨,咱们走进“艺术人生”合适吗?
杨澜:就是说,我们跟艺术有关系吗?
白岩松:所以“艺术”两个字不敢,可能是跟后两个字有关,其实他那个问题太大了,那要用简单的话来说,就是在传媒当中,在电视传媒当中有一个行当的分工是要靠出头露面、说话来挣工资的这个行当就叫主持人。
杨澜:我是觉得主持人这份工作很有意思,他们就是在讲故事。有一次我要出差,我儿子就问我,妈妈你为什么要出差,我说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呀,他说你的工作为什么有意思呢,我说你妈妈一个人做节目,有很多的人能看啊,后来我儿子就说,有人看就有意思吗。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很对,我们做这份工作,不是因为有很多人要来看。然后我就跟他说,你喜不喜欢听妈妈讲故事,他说喜欢,我说妈妈的工作就是讲故事,把这个故事讲得好听,大家都爱听,这就是妈妈在做的事。
主持人:看来大家对主持人这个行业的理解都不同,我觉得主持人这个行业是属于那种在一个栏目负责露脸、负责领奖、同时也负责挨骂的就是主持人。
说“入行”
白岩松:进电视台为了挣钱
杨澜:观众来信让我不知道该不该笑
主持人:每一个人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,心路上经历过一些坎坷或者叫选择,二位在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,或者在进入这个职业的时候,你们觉得在心理上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?
白岩松:我让前辈先讲。
杨澜:你不要老显得这么年轻好不好。我跟岩松是同一年的,你还比我早一年大学毕业。
白岩松:但是从做主持人的这个角度来说,她是前辈,我是看她的节目长大的。
杨澜:他老是让我感到很难过,最重要的,我想就是说,你要平衡一个你自己到底是谁以及别人对你怎么看。我记得第一个月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上班,做《正大综艺》的时候,收到很多来信,然后翻开就有一半都是在骂我的。这一半里面呢,也有一小半是说,杨澜你为什么要这么大声地笑,可能那个时候屏幕上只能微笑,不能大笑,你笑得太大了,失去了我们东方女性应该有的文雅。然后另外一个观众说,你为什么笑得不够,使得节目看上去还不够活泼,我就真的不知道该听谁的意见。最后我想可能最安全的办法,还是做自己,所以我还是做回自己,该笑的时候就笑。
白岩松:我做主持人是三个阶段,第一阶段是完全跟这个没什么关系,当时我在电台,崔永元老哥当时可能看我太闲了,然后他就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,说电视台正攒一节目呢,缺一策划,然后我就想,当时工资明显不够用,他这说法激活了我,可以兼职,我说没问题,然后我就去了,然后到那儿给主持人当策划。
杨澜:然后你就觉得他们都不如你,把他们的饭碗给抢了。
白岩松:没有。《东方时空》开播前几天的时候,突然我们的制片人给我订了一张去山东的火车票,我完全蒙了。原来他让我去山东采访《东方之子》,那是后来《东方之子》第一期节目。当时我还说,我该怎么看摄像机呀,人家说你管这些干吗,你过去在报纸不是采访过吗,你采访你的,电视找你,不是你找电视,这么着就做了,这是第二阶段,就是我由策划变成主持人。但是我真正说在心里头成为主持人是在1995年了,那时候才会去琢磨,我是主持人了,因为我屡次照过镜子,在过去照镜子的习惯当中,从来不会把镜子里的人跟主持人这个行当连在一起。说“变化”
白岩松:以后想专心致志地做主持
杨澜:十几年过去了变老了
主持人:前一段时间,白岩松辞去了三个栏目的制片人的职务,为什么要辞掉,就是要专心致志地来做主持人。看来你已经被自己完全地认定为主持人,你才可以辞去身边所有的工作?
白岩松:我比12年前长得好看了。(掌声)
主持人:我倒是想问,你有没有想过,为什么你比12年前长得好看了?
白岩松:两个因素,一个是物质的,一个是精神的。12年前,那时候营养缺乏,我110多斤,现在我160多斤,我体型的变化,证明中国改革是富有成效的,这是物质的。还有一个精神的,我的一个同行叫刘爽,原来做《东方之子》的主持人,他的四个字给我的印象很深,相由心生。他说,人的相貌是可以改变的,比如说夫妻之间待长了就有夫妻相。然后他说,人慢慢接触了什么,你在做什么行当,后来相由心生,你的脸也改变了,我觉得我没有过去长得那么尖锐了。
杨澜:但是人不说吗,一看白岩松事情就大了,一看崔永元就没事了。
白岩松:所以观众专门看他不就完了吗。
杨澜:就是,我现在就来回看呢,觉得这个世界让我感到很困惑。
主持人:你也别老说别人,咱们说说你,杨澜在我的印象当中,这十几二十年基本没变。
杨澜:您太客气了。
主持人:基本没变。
杨澜:您那集《艺术人生》播完了,好多人一打电话就说,杨澜我发现你是老了,我说你这不说的废话吗,哪有十几年过去不老的。
说“行业”
白岩松:我满意十年后的自己
杨澜:主持人和他的节目分不开
主持人:咱们干主持人都干这么多年了,虽然刚开始的时候,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进入这个行业。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这个行业,做了这么多年之后,我特别想知道,什么样的主持人才是最好的主持人?
杨澜:我觉得一个主持人他是不能够和他主持的那个节目分开的,就像朱军和《艺术人生》已经完全捆在一起,长在一起,分不开了,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好的主持人。过去有一段时间,觉得一个主持人是无所不能的,他既可以做新闻节目,也可以做娱乐节目,也可以做少儿节目,甚至可以做体育播报。我觉得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,其实也就说明现在的主持人越来越专业化了,业务的水准也越来越高了。我觉得一个好的主持人是和他的节目能够生长在一起的主持人。
主持人:这好像又在批评我,我刚主持完200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。
杨澜:不是,那基本上是同类节目,你要是哪天去播《东方之子》了,我可能怀疑一下。
主持人:怀疑一下,岩松呢?
白岩松:我曾经说过一句话,经常被人误解成说白岩松特别狂,他问我,你认为最好的主持人是什么样,我说希望是十年后的自己。十年前我就这么说,但是我发现没实现,所以我现在还得这么说,为什么会这么说呢,真是觉得,就是说你不会对现在很满意。
杨澜:也许你永远都不会满意。
白岩松:永远都不会满意,也许十年后你还会说,我喜欢十年后的自己。
杨澜:他们都喜欢十年前的自己。很多人会喜欢十年前的自己,白岩松比较怪,他喜欢自己变得老一点。我给你染点白头发吧,现在特时髦。
白岩松:你看看,现在根本不用染。有一天假如有机会,可能我们都很难有这个机会。假如有机会像球星挂靴一样,也有一个告别赛的话,最好的主持人就是在告别赛的时候,自己去意已决,而别人恋恋不舍,我觉得那是最好的主持人。
杨澜:这还有点意思。(掌声)那就是说,最不好的主持人就是自己没恋恋不舍,而别人去意已决(大笑)。
白岩松:我估计,现在我就是这样的。
杨澜:不要太没有志气,没完成,再熬十年。
说“当上主持人的好处”
白岩松:我妈跟我特近
杨澜:出租司机不认得真人
主持人:二位第一次被别人认出来的时候是什么心情,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?
白岩松:我好像是在一个机场被人认出来了,但是对方只知道这个人似乎见过。
杨澜:他管你叫崔永元。
白岩松:没有,那时候人家小崔在背后当策划,管着主持人呢。他既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,也记不住什么栏目的名字。就盯着我半天,我印象特别深,看半天,你就知道他不是怀疑身份证不对,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
杨澜:我第一次特别有意思,我平时不化妆还跟屏幕上有很大差别的,一般人都说比屏幕上好看。我有一次坐出租车时,就跟司机那儿乱贫,也不知道说什么,说了半天,等到下车了结账的时候,出租司机说,我听你这声呀,特别像中央电视台那个杨澜,你要长得像她多好啊。
白岩松:我这儿有一个真实的心态,有文字为证,我最早被人采访的时候,有一篇文章的题目,我一辈子都会记着,因为它记录了我当时最真实的心情,标题叫《妈妈在远方看着我》。当时非常真实的想法是,原来我在北京,我妈永远不会知道我在干什么,做主持人后没有距离感了,因为她可以在电视上就看到你。
杨澜:管你的事就多了。
白岩松:她观察真的很细,最近你胖了,最近你瘦了,都很清楚。但是当时是我真实的心情,我说在电视上露脸,最大的好处是,我就觉得我妈跟我特近,她在看着我,是真的。白岩松:直播香港回归紧张得每天喝酒
杨澜:差点被《正大综艺》换下来
主持人:二位觉得压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?
杨澜:压力最大的时候,我觉得可能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吧,我那个时候,希望我自己能够从一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向偏新闻类的,这种做采访节目来转变,当时的压力就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,又想转又不坚决,那种左右摇摆的过程。
白岩松:我是有两个很具体的压力,一个是有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,一个是没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,我最大的一次恐惧,用“压力”形容都不够,就是恐惧。1997年香港回归,那是中央台第一次做新闻事件的大型直播,我正好负责的是驻港部队从深圳进入香港那部分,整个直播怕自己说错了,可是偏偏每次演练的时候,一张嘴就是,各位观众朋友,现在部队已经到罗马州口岸,嗡一下子。
白岩松:非常恐惧,然后每天晚上睡不着觉,我印象非常深,12点钟的时候,跟我的一些朋友去喝酒,为什么呢,喝完酒才会睡一会儿觉。
杨澜:麻醉自己。
白岩松:对,那段日子我永远忘不了,那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,以致于当我直播第一段做完之后,没出错,兴奋得一塌糊涂,下午的时候,发现手机丢了。当时的联络完全靠手机,手机丢了之后,别人后来支援了我一个,这是第一次恐惧。第二次恐惧是没节目做的时候。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做回来之后,我就从《东方时空》出来了,我当时要创办的新栏目叫《子夜》,我以为顶多三个月就可以创办成,那时想转变一下,但长达一年的时间,这个节目没能出台。那段压力,不是因为没工作而有压力,而是你突然不知道未来在哪里,过去已经被你结束了,但是新的,你以为很快可以到来,却迟迟没有到来。
杨澜: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主持的早期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,岩松这么一说,我倒想起来,其实我差点被《正大综艺》换下来。很多人不知道,真的。我在《正大综艺》做的第一年是跟姜昆老师搭档的,那时候姜老师提出不做了,制片人当时有一种想法是把我换掉,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,这三个月的时间,我有另外一个搭档,戴老师,是二外的一个教授。说你就这三个月的时间,你来看看,你能不能做得好,如果这三个月你能做得好,你还有机会。我那时候觉得特别特别委屈,我觉得我多努力地在做呀。其实单纯做一个主持人,你的命运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。从那个时候开始,我坚持基本上所有的稿子都自己写,我觉得我起码要掌握一部分我在说什么,我想说什么,我要表达什么,那段时间压力非常大。
说“理想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