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过《大潮初起》（初版名《潮涌三江》）的人差不多都有一个同感：真应该为在过去３０年里，在关键时刻为宁波起飞奠基的人们塑一座群雕。比如邓小平、万里、谷牧、包玉刚、卢绪章、陈先……
　　而在这座群雕中，谷牧应该放在突出的位置。可以说，是谷牧同志把邓小平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对宁波的关怀，具体化为我们今天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现实。如果说，宁波的开放开发是一部有声有色的活剧，那么谷牧同志就是它的总策划、总导演、总指挥……
　　记得１０年前，我在接受撰写那本书的任务后，立即拟定了一个采访谷牧的计划，而且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支持和帮助。我首先想到采访谷牧，是因为在宁波开放开发的历史进程中，他担当了独特的角色：
　　是他，一次次传达了小平同志对宁波的关怀和指示；
　　是他，一次次亲临宁波实地考察，帮助宁波理清了发展思路；
　　也是他，在受命担任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组长的３年中，亲自主持召开了６次会议，其间宁波所有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制订和实施的。
　　遗憾的是，采访计划未能实现。我们得到的回复是：谷牧同志身体欠好……再说，年纪大了，有些具体的东西也记不清了。
　　但我们也有意外的惊喜：谷牧同志提供了一张小平同志和他在北戴河谈话时的照片——
　　１９８４年８月１日，邓小平左手夹着一支烟，大拇指抵着过滤嘴烟头，右手拿着已经顶开的火柴盒，拇指和食指捏起了里头的火柴……仿佛只待“嚓”的一声，手中的烟就会被点着。但是一切都定格在一种殷切的期待里：“宁波究竟怎么样啊？”问完这句话，邓小平侧转身子前倾在沙发扶手上，略眯着眼睛，定睛关注着谷牧，专注的眼神里充满着期待。
　　听完谷牧的汇报，邓小平欣慰地说：“宁波的事情好办点。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，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、董浩云都是宁波人嘛。”
　　邓小平历数着宁波要抓紧办的几件事情，随后加重语气道：
　　“要把全世界的‘宁波帮’都动员起来，建设宁波。”
　　邓小平的这句话，犹如发出了宁波开发建设的动员令。邓小平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胆魄和睿智，感召了一支强大的“海外军团”，投身于祖国和家乡的开放开发大业。
　　北戴河谈话的详情，谷牧在两天后，即１９８４年８月３日召开的“第三次沿海城市开放和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议”上作了详细的传达；接着他在同年８月２７日下午专程来到杭州，向浙江省的领导王芳、薛驹、张兆万和宁波市的领导葛洪升、耿典华等传达了小平同志对宁波开放工作的重要指示。
　　这次杭州之行，谷牧还带来了一个“老宁波”卢绪章。谷牧风趣地说：“你们看过《与魔鬼打交道的人》的电影吗？卢绪章同志就是与魔鬼打过多年交道的人。现在根据小平同志指示，基本上‘卖’给浙江了，别的事不管，就是对外，把全世界的‘宁波帮’请进来，建设宁波……卢绪章同志算你们的人了，今天不是我带他回北京，而是他出差去北京。”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帮助宁波开发建设的另一重点人物——宁波人陈先，也是谷牧引领回宁波的。
　　当年，我两次采访了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的副组长、原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陈先。“那一年，万里同志要我跟他到宁波，参加宁波大学奠基。在宁波他召集开了个会，研究成立‘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’，包玉刚先生要万里同志牵头，万里推荐了谷牧同志。回去后，谷牧同志就把我找去，要我当副组长。这是我真正介入宁波的事情。算起来，我离开家乡宁波已经几十年了……”
　　说起谷牧同志，陈先的话语里充满了敬意：
　　“最早知道谷牧同志，是在刚刚解放的济南。”
　　“我参加了济南战役，济南是我军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。济南解放后我在军管会工作，谷牧同志是第一任济南市长。后来我南下参加接收上海，谷牧同志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。后来他到国家计委、经委工作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我也调到北京工作。文革初期，他和余秋里同志都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。后来当国家建委主任、副总理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他刚刚重新出来工作，周总理就叫他抓港口建设，抓了三年，很见成效。这为宁波后来的对外开放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”
　　也许，这就是谷牧同志和宁波最初的缘分吧。
　　对协助周总理抓港口建设这一段经历，后来谷牧在视察北仑港的时候，站在开发区附近的笠山风力发电站山顶，面对天风阵阵、海涛声声，也曾感慨地回忆起。谷牧的感叹既有欣慰也有遗憾。欣慰的是，镇海港区的开发，掀开了宁波港开发的序幕；遗憾的是，由于“四人帮”的干扰，后来没能继续抓下去。
　　从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７日到８月２７日，四个月里谷牧亲临宁波两次，以后几乎每年必到。４月这一次，他是来检查中央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精神的贯彻情况。在听取了省、市的汇报以后，谷牧实地考察了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预选地址小港和北仑港、宁波老港。
　　对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后来的宁波保税区，谷牧同志是最先给予大力支持的中央领导同志。谷牧亲任组长的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成立后，宁波的发展战略和重大的项目决策，差不多都是在谷牧主持下研究确定的。
　　谷牧同志是最早受邓小平的派遣到国外考察的，他对对外开放的事站得很高，看得很远，在他身上体现出中国高层领导的深谋远虑和高屋建瓴。
　　改革开放之初，包括宁波市在内的许多领导和政府部门，对引进外资、搞中外合作都没有经验。谷牧同志就耳提面命，多次给宁波的同志讲他的“蚂蚁政策”。他说，引进外资，和人家搞合资，对这件事的难度要有足够的估计。一开始可能投资很少，属于小打小闹，我们也要欢迎，只要来就好，哪怕三家五家，只要谈成了，就要保证办好。你们看过蚂蚁找食吗？一只蚂蚁跑到那里看到有好吃的，比如有糖什么的，后面就有很多蚂蚁跟着来了。这就叫“蚂蚁政策”。
　　但这只是第一步。把外资引进来，还要留得住。引得进、留得住，关键是要搞好投资环境。关于投资环境的问题，谷牧同志强调得最多。在协调小组第５次会议上，他在谈到正在竭力推动的北仑钢厂时说：“投资周期长的，可以考虑更优惠一些。比如说，这个合资项目三五年才能建成，合资期１０年就完了，那就不一定合适了，３０年、５０年都可以。合资期太短是我们对外商吸引力不怎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他们开玩笑说，还没有结婚，离婚的时间都规定好了。这样，人家好的设备怎么肯给你啊？我和你们一起开发新技术，拿我的新技术总得十年、八年吧，这个项目刚搞好，你就滚蛋吧，没你的事了！这个根源，就是我们多年闭关锁国的结果，只怕吃亏。”